汉朝和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两个王朝，其文化面貌各具特色。汉王朝不仅成就了汉民族的名称，而且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魏晋时期，随着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纷纷南下，丝绸之路的开通，外来文化不断涌入，经过南北、东西方之间文化碰撞与交融，中华文化获得了多元化蓬勃发展，海纳百川的大唐文明最终形成。《中国国宝巡回展》力图从四个部分向人们展示从汉到唐这一历史阶段中国文化艺术的特点。一、汉代文化的传承，展品包括两汉及三国、两晋、南朝时期的文物，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二、草原文化的融入，展出十六国、北朝文物，反映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南北方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三、丝绸之路的繁荣，以3-8世纪丝绸之路上的文物为主，追寻丝路上的东西方文化互动；四、大唐帝国的风韵，主要为隋唐五代时期的文物，这里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各民族、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形形色色，多姿多彩，充分展示了唐代文化在中国艺术史上的辉煌成就。

一、 汉代文化的传承

　　汉朝（公元前202-220年）从西汉的建立到东汉的灭亡，大约经历了400年的时间，是秦统一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强盛的王朝。西汉前期统治者采取修养生息的政策，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恢复。特别是西汉武帝在位期间（公元前140—前87年），为巩固其统治，在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各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是汉朝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

　　汉代农业、手工业较前代有了极大的发展。漆器制造业、纺织业等手工业部门十分兴旺。西汉的漆器制造业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全盛时期，所制漆器种类多、数量大，轻巧精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以红、黑两色为主，饰以流云、几何、花草、鸟兽等多种图案，极其精美，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插入照片1）。汉代丝织品种类繁多。主要有绢、纱、罗、綺、锦、刺绣等。织造工艺精良，花色绚丽多彩。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华丽的丝织品包括了汉代丝织物的大部分品种。如展出的绢地长寿绣丝棉袍、银褐色菱纹罗手套、对鸟菱纹綺“乘云绣”残片等，都是汉代织绣的杰作（插入照片2）。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采纳了大臣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儒家学说从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汉代世家大族也因此在政治、社会经济上享有极大的特权。西汉中期开始出现的豪强地主势力，到东汉时期急剧加强，他们兼并土地，修筑坞壁，招纳部曲在坞壁内耕作，部曲又是私人武装，具有军事防卫功能，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武装防卫能力的庄园主。各地东汉墓出土的大量描绘地主庄园生活的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各种陶楼、城堡模型以及陶制各种家禽、牲畜模型就是这种庄园经济的写照（插入照片3）。

　　在军事和外交上，汉武帝为了扼制来自北方草原匈奴人的侵扰，多次派兵北伐匈奴，结束了两族长期对立的局面，密切了与周边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奠定了中国辽阔的疆域基础。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从长安（今陕西西安）经新疆、中亚，直抵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西域的开拓，加强了与中亚、西亚各国交往，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在丝绸之路的重镇——甘肃省武威出土的铜车马仪仗俑群，各种铜车、马和武士俑90多件，气势磅礴，俨然一支颇具规模的出行仪仗队（插入照片4）。

　　东汉以后，中国历史经历了魏、蜀、吴的三国鼎立时期及西晋的短期统一。此后，在北方又开始了长期分裂的局面，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建立了诸多少数民族政权。而在南方，自东晋开始将都城迁至长江南岸的建康（今南京），经宋、齐、梁、陈的朝代更迭，这里一直作为南朝都城，传承着中国本土文化。虽然此时中华大地处于南北分裂的时期，但是大批北方移民的南迁，使南方经济得以继续发展。

　　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早期瓷器-青瓷器的烧成时期。在商周以来烧制原始青瓷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实践，烧造工艺不断改进，这时南方烧制的六朝青瓷，釉色光亮，胎质细腻，已是比较成熟的青瓷器。（插入照片5）。

 

　　　

（左图１，中图２，右图３）

 

　　　　　　　　　

　　

（左图４，右图５）

二、 草原文化的融入

　　在南方汉族封建王朝更替频繁的时候，公元317-420年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先后在北方建立了若干地方政权，这段分裂时期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社会经济滞后的草原游牧民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迅速崛起，公元439年，日益强大起来的鲜卑族拓拔部统一了北方，建立北魏政权，拓拔鲜卑在北魏孝文帝元宏在位时（471-499年）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加强对中原的统治，摆脱保守势力的影响，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改变官制，颁行俸禄制度。推行汉制，改革鲜卑旧俗，禁止鲜卑族同姓相婚，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在服饰上，改穿鲜卑服装为汉人服装。在语言上，推广汉语，禁止官员说鲜卑语。通过这些改革促进了与汉族的融合，维持了中国北方将近一百年的统一局面。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分别为北齐、北周所代替。北方的这些王朝统称北朝。从十六国-北朝时期是草原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民族大融合时期。草原文化逐渐融入汉文化，为隋唐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本单元所选展品大多出自北朝皇族、外戚、鲜卑贵族、汉族高官及其亲属的墓葬，如北魏高官司马金龙墓、北齐开国功臣鲜卑人娄睿墓、柔然国茹茹公主墓等。在这些北朝墓中大量以陶制明器随葬的现象，显然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据《魏书》记载，北魏几代皇帝在开拓疆土的过程中，将北方各地能工巧匠数十万人迁到北魏早期都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附近）。他们创造出了大量杰出的艺术品，这些作品大都渗透着中原传统文化艺术风格。以北魏旧都平城-大同市的司马金龙夫妇墓为例，司马金龙是晋帝司马懿族 裔，东晋贵族出身，先后在北魏朝廷任镇西大将军、吏部尚书等职。因其生前官位显赫，随葬品亦十分丰富，墓中出土的石雕伎乐蟠龙纹石屏障础，将中国传统的龙纹装饰图案和佛教常用的莲花、忍冬纹题材融为一体，是秦汉雕刻艺术的延续和发展（插入照片6）。

　　入居中原的草原民族在逐渐汉化的同时，也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融入其中。展出的辽宁北票、朝阳出土的十六国前燕、北燕时期的铜寄生、马鞍桥包片等马饰显然是辽西地区骑马民族的遗物（插入照片7），宁夏固原李贤墓的出土的随葬骑马陶俑，武士俑，均头戴兜鍪，身着铠甲，衣着上明显具有北方少数民族特色（插入照片8）。此外，北朝墓中还出土了大批铠甲俑和骑兵俑以及驮粮马、骆驼等牲畜模型，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经济、草原文化的特点。

　　此外，北朝时期的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些具有西域风情的玻璃碗、杯、金银器等，成为与西域频繁往来的重要见证。此时也是佛教迅速发展时期，出现大量佛教造像，西来的佛教文化渐渐在东土传播开来。

　　　　

（左图６，中图７，右图８）

三、丝绸之路的繁荣

　　中国作为丝绸之乡，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各地的原始居民们就建立了桑蚕丝绸业。大约在公元前5-4世纪，西方人知道了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盛产丝绸的国家，并称之为“赛里丝”，即“丝”、“绮”等丝绸名称的音译。自从西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自都城长安经河西走廊和天山南路，横跨中亚西亚，直达波斯和罗马的陆路通道，中国精美的丝绸、漆器、铁器就成为向外输出的重要商品，特别是中国的丝绸，倍受西方人的青睐，被视为极为珍贵的物品。西方的物产以及音乐、舞蹈、佛教也由此传入了中国。这条绵延7000公里、横亘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线，因丝绸贸易占有重要地位，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从西汉到唐代的一千多年间，始终是东西方交流的重要纽带。

　　丝绸之路带给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通过它不仅使中国的丝绸远销西方，而且也进口了西方的毛、棉织物。这种交流使中国的丝织品的织造工艺技术有了发展，图案风格更加丰富，吸取了许多外来因素。如展出的新疆民丰县尼雅一号墓出土的人物印染花布，将袒胸露乳的西方女神像与中国的龙纹图案印染在一起，成为丝路上中西文化融合的有利物证（插入照片9）。

　　在中国工艺发展史上，北朝至初唐时期是与中亚、西亚以及罗马帝国、波斯萨珊王朝联系密切、工艺交流最为频繁的时期。西方的金银器、玻璃器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出土于北周开国功臣李贤墓的鎏金银壶，其形制完全沿用了萨珊王朝金银器的风格，但其壶柄部塑造的人物头像为中亚巴克特利亚人形象，壶腹浮雕人物是源于古希腊神话中金 苹果的故事，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对学术界关于萨珊式金银器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插入照片10）。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网纹玻璃杯，经过检测，与罗马玻璃的主要成分相符，为钠钙玻璃，应是东罗马帝国时期拜占庭宫中酒器（插入照片11）。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生产的玻璃器皿是受罗马玻璃影响发展起来的，但有自己独特风格，造型浑朴，喜用联续的圆形作装饰，江苏省句容和山西省大同南郊出土玻璃碗，就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典型器物。（插入照片12、13）。

　　丝路的繁荣不仅给人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文化上的交流，而且也带来了精神世界的慰藉。随着东西方交往的密切，佛教于公元一世纪时传入中国，十六国以降，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的统治者多推崇佛教，各地佛寺、石窟如雨后春笋，展出的十六国和北朝佛教造像，姿态各异，表情手势各有不同，雕刻技法高超，集圆雕、浮雕、透雕于一身，佛教文化成为丝路文化的又一重要内容（插入照片14）。

　　丝绸之路带来了世界文明的大交流，促进了东西方各地经济文化的繁荣。通过北方草原民族政权的倡导和传播，丝路交通绵延不绝，并不断发展。佛教和西域文化在中国不断生根开花并传播至全国。正是这种不断的交流，奠定了大唐盛世制瓷业、金银器制造业、纺织刺绣等各个工艺领域大发展的基础。隋唐时期，中西文化交流达到顶峰，丝绸之路呈现一派空前繁荣昌盛的景象。

　　　　

（左图９，中图10，右图11）

 

 

　　　　

　（左图12，中图13，右图14）

四、 大唐帝国的风韵

　　隋朝的统一，结束了中国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长期混乱分裂局面。之后，唐朝的建立，使中国进入了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强大的唐王朝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声望，成为亚洲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唐代的纺织品、金银器、陶瓷器的制造工艺先进，它们在向外传播的同时，融入了大量西亚、中亚各国的文化元素。

　　山西太原虞弘墓汉白玉石椁的出土，为了解隋代与当时中亚地区的关系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虞弘是中亚鱼国人，曾在北齐、北周、隋三代任官，也曾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国,经历颇为复杂。墓葬中出土的汉白玉石椁为仿木结构的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由椁座、椁壁、椁顶三部分组成。椁座和椁壁上雕刻有内容丰富的浮雕图案，大都施有彩绘和描金。其上的彩绘浮雕人物、服饰、器皿及花鸟等纹饰带有强烈的中亚文化色彩，反映了中亚粟特人祅教信仰和宴饮、乐舞、狩猎、出行的生活场景，具有浓厚的异域风情和鲜明的萨珊文化特色（插入照片15）。

　　在唐代金银器制造业十分繁盛，工艺水平发展迅速。陕西省西安何家村发现的唐代窖藏金银器，代表了盛唐时期我国北方金银器制作的高超技艺。然而无论是器形，还是从器身的装饰图案上看，不少金银器都富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到唐代晚期中国传统的牡丹、花鸟纹逐渐成为金银器装饰纹样的主流，外来因素渐渐地融于传统文化中（插入照片16）。

　　制瓷业在隋唐时期也发展较快，主要以青瓷和白瓷为主。展出的青釉凤头龙柄瓷壶在造型上吸取了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的特点，装饰上既有中国传统的龙凤装饰，也有受波丝西亚艺术影响的联珠纹、卷叶纹，胡人舞蹈以及希腊酒神节的内容。工艺上采取了贴塑、模印、刻花等多种装饰技法，体现了唐代制瓷业的高水平（插入照片17）。

　　唐代的陶塑，尤以“唐三彩”最具特色。它始于唐高宗时期，盛于唐玄宗开元时期，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其实“唐三彩”的颜色并非限于三种颜色，它包括浅黄、赭黄、深绿、浅绿、蓝色褐色、翠绿等多种颜色，其绚丽的色彩和优美的造型最能体现盛唐气象。 陕西省西安市郊开元十一年（723年）鲜于庭诲墓出土的三彩女俑人物姿态、表情均塑造得生动传神，是唐代陶塑工艺的代表作（插入照片18）。

　　唐代是丝织业发展的辉煌灿烂时期。织造、印染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花纹图案也比以往更加精美。织物的颜色多达二十几种，织锦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由纬线显花的纬锦，并得到了广泛普及。展出的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纺织品，在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装饰风格的基础上，大量地吸收了印度、波斯等地习俗，图案设计融合西域的艺术风格，这些图案至今在中亚各国的织物上还可以见到，足见当时中国与西域文化的密切联系（插入照片19）。

　　开放繁荣的社会，使唐代妇女地位大大提高，思想也比较开放。女子可以参加社会活动，在唐代墓室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贵族妇女生活丰富多彩的一面，如：女子郊游、打马球、骑马以至于着男装等这些都是当时社会所推崇的（插入照片20）。

　　繁荣发达的经济和开放、安定的社会，促进了唐代乐舞的发展。唐代乐师们在中国古代传统乐舞的基础上，融入了少数民族和西域传来的音乐、舞蹈。《隋书•••音乐志》中就记载了曲颈琵琶、竖箜篌等乐器来自西域。陕西省彬县冯晖墓出土的五代乐舞人物砖雕，虽然时代略晚于唐，但从其乐舞者的装束到手持的各种乐器，仍能体会到中西文化和谐交融的大唐遗韵（插入照片21）。

　　大唐天子被称“天可汗”，足见大唐王朝声威遍及西域，吸引各地商旅纷至沓来，出土的骑骆驼陶俑，生动地再现了西域胡商奔波于丝绸之路上的景象（插入照片22）。当时的唐都长安云集了来自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非洲，东及新罗、日本等地的商人、使臣、僧侣、旅行家等，俨然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发展。唐代文化在继承汉文化的基础上，吸取了东西南北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精华，孕育了唐代独具特色的多元化的艺术风格，大唐风韵开创了中国古代艺术史的新时代。

 

总之，汉唐以来的中外文化交融，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催化剂，辉煌的汉唐文明，奠定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

 

（左图18，中图19，右图20）

 

 

（左图21，右图22）

 

 

（左图15，中图16，图17）

 

 

 

作者钱卫系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研究馆员。本文为赴韩国《中国国宝巡回展》图录刊登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