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从秦汉初见雏形，到唐宋正式形成，兴盛于清代至民国时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随著各级公路的修筑延伸逐渐衰落。
它不是一条单一的道路，也不是一个单一的交通概念，是主线以及延伸出来的大大小小的若干分支的统称。
在“茶马古道”上，众多马帮往来于中国西南地区的汉、藏、白、回等多个民族间，运输茶、马、盐等商品再进行贸易交换。
它像条奔腾不息的大河，纳百川而入海，把中国西南地区的许多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加强了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增进了彼此的团结和友谊，巩固了西南边疆的稳定。
中国人对茶的喜爱由来已久，中原和边疆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将这一片叶子植入生活，如影随形。
西南的茶，西北的马，在古代王朝政权的建设和稳固中起到了平衡和稳定的作用。无论是作为日常享用和国家赋税来源的茶叶，还是作为交通运输和战争工具的马匹，都在逐渐成为沟通连贯东西南北、中原与边疆、边疆和边疆、国内和国外的重要媒介。
这样的需求也必然带来农业社会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依靠，继而对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和文化带来影响，从而有了中国历史上持续千年的茶马互市和茶马贸易，贸易的繁荣又催生了更多种类商品的交换。
茶马古道从中国西南横断山脉东侧的云南、四川及湖南等地的茶叶产地出发，
穿越横断山脉和三江流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大江峡谷，翻越横跨世界最高海拔的长峰巨岭、雪山草原一路向西延伸，覆盖了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
最后通向喜马拉雅山南部的南亚次大陆，可以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奇特艰险，并承载著厚重文明的国际交通大动脉。
茶马古道是由人行走出来的天堑之路，见证了人与自然的融合，也见证了人们所创造的文化的融合。
民族、信仰、文化盘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牢固纽带，辐射滇、川、藏三角区的茶马网络，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提供了相互了解的管道。
人的走动带动著语言、习俗、信仰的流通，在保持各民族多元文化特征的同时，加深了人们对彼此的认知与了解。
“茶马古道”从秦汉初见雏形，到唐宋正式形成，兴盛于清代至民国时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随着各级公路的修筑延伸逐渐衰落。它不是一条单一的道路，也不是一个单一的交通概念，是主线以及延伸出来的大大小小的若干分支的统称。在“茶马古道”上，众多马帮往来于中国西南地区的汉、藏、白、回等多个民族间，运输茶、马、盐等商品再进行贸易交换。它像条奔腾不息的大河，纳百川而入海，把中国西南地区的许多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加强了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增进了彼此的团结和友谊，巩固了西南边疆的稳定。
中国人对茶的喜爱由来已久，中原和边疆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将这一片叶子植入生活，如影随形。西南的茶，西北的马，在古代王朝政权的建设和稳固中起到了平衡和稳定的作用。无论是作为日常享用和国家赋税来源的茶叶，还是作为交通运输和战争工具的马匹，都在逐渐成为沟通连贯东西南北、中原与边疆、边疆和边疆、国内和国外的重要媒介。这样的需求也必然带来农业社会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依靠，继而对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和文化带来影响，从而有了中国历史上持续千年的茶马互市和茶马贸易，贸易的繁荣又催生了更多种类商品的交换。
Grass on earth
饮茶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文化与思想感情交流共融的关系。茶能给人带来种种益处，从古至今，茶在很多地区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特别是缺少果蔬的高原地区，对茶的依赖更为突出，这也是茶马古道的形成的直接原因之一。
Origin of tea tree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树的地方，而景谷古宽叶木兰化石的发现证实了茶树起源于云南。茶树与宽叶木兰、中华木兰植物化石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在遗传上有亲缘关系。思茅市境内的景谷县是中国唯一的第三纪木兰植物群分布区。
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小湾镇锦绣村的茶树是凤庆栽培型古茶树的代表，也是世界上发现的现存最粗大的古茶树，其3200多年的树龄使之被称为“茶树王”。茶树王生长在海拔2245米的高山上，根部周长5.80米、树高10.6米、树干直径7.84米。
普洱茶的产地以云南省西双版纳的六大茶山为中心，种植地区覆盖澜沧江中下游。古六大茶山上保留了较多古茶树，清代中期文献中记载的六大茶山分别是慢撒（易武）、倚邦、攸乐（基诺）、莽枝、蛮砖和革登，延续至今。
六大茶山是云南茶马古道的源头，逐渐发展成以茶叶贸易为主的集散地，并对云南的政治、经济、生产、消费、交通、运输形成了较大辐射和影响。
Origin of tea tree
（种茶、采茶、运茶、斗茗）
相传三国时期，蜀国攻打吴国失败，南中诸郡皆叛。诸葛亮亲自南征，五月渡泸，平定四郡。为安定和开发南中地区，诸葛亮在当地少数民族中推广先进农耕技术，倡导种茶、用茶，因此在很多地区诸葛亮也被奉为“茶祖”。不过这样的传说未见于史书记载，更多是来源于西南地区人民对中原文化的仰慕和借用。
每年四月中旬，景迈山的布朗族人都齐聚在茶祖庙，举行盛大的“山康茶祖节”庆典诉愿祈福，呼唤茶魂，祭拜茶祖，祈求茶祖保佑人们幸福吉祥。山康茶祖节已传承了1700多年，与汉族的春节相仿，有除旧迎新之意，布朗族人对赋予他们生命和希望的古老茶山顶礼膜拜，给先人敬上糯米饭、蜂蜡香、礼钱等，以此来祈求幸福吉祥。
The people of Tibet and tea
茶能给人带来种种益处，在一些缺少果蔬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因膳食以糌粑、牛羊肉为主，对茶的依赖更为突出，流传着“宁可三日不吃粮，不可一日不喝茶”的谚语。茶叶中富含茶多酚、维生素、氨基酸等的成分，不仅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促消化等功能，还可弥补因膳食结构导致的维生素等的不足。
彩绘松赞干布像唐卡(青海省博物馆藏）
藏区民众是何时饮茶的，从现在能找到的史料记载看最早是在唐代。唐朝时吐蕃（今西藏）势力强大，茶叶作为珍贵礼物也进入了藏地。据《西藏日记》记载，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嫁给藏王松赞干布，随带物品中就有茶叶和茶种，来自中原地区的饮茶习俗也因此得到推广和发展。
熬煮清茶
酥油茶
藏族奶茶
茶在西北地区因风俗差异，发展出了独特且多彩的饮茶风格。
不管是集镇、农村、牧区或是寺庙，当地的人们一日三餐，餐餐都离不开茶。
饮茶的方法因茶叶珍贵而变得多样，且尽量将茶用到极致。
现代银茶碗（四川博物院藏）
现代酥油茶壶（四川博物院藏）
近代木酥油筒 （四川博物院藏）
该茶壶为白铜质，带纽壶盖，龙首提梁，直口，卷沿，短颈，鼓肩，收腹，平底。器物上镶嵌莲瓣纹，如意形纹，回纹，缠枝花卉纹，二龙戏珠等图案，造型规整，美观大方，是藏族日常生活用品之一，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多穆壶，源于蒙、藏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用于盛装酥油茶。清代宫廷曾以多种材料制作多穆壶，作为精美的工艺品用以陈设欣赏、款待和赏赐。融合了多民族生活特色、文化沉淀和宗教元素的多穆壶也成为了重要的沟通媒介，联络起民族间的共通情感。
The Mountain Jobbells
马在古代是重要的运载工具，中国养马历史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从秦代开始，历代中央王朝都曾设立牧监，直接圈养马匹。西部少数民族擅长养马，不仅在养马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还曾培养了大批马匹供给内地，为巩固国防作出了重要贡献。
The Mountain Jobbells
马在古代是重要的运载工具，中国养马历史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从秦代开始，历代中央王朝都曾设立牧监，直接圈养马匹。西部少数民族擅长养马，不仅在养马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还曾培养了大批马匹供给内地，为巩固国防作出了重要贡献。
公元756年，唐肃宗下令在回纥地区“驱马市茶”，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宋代开始，西北以畜牧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夏、辽、金政权，与宋长期对峙。宋初朝廷向党项族购买马匹，并以铜钱支付，而党项族则利用铜钱来铸造兵器，这对宋朝来说无疑具有潜在威胁，因此之后就改为用茶叶等物品来作物物贸易。
宋朝廷常年与契丹、西夏交战，所需军马更多。这些军马最初主要从西北地区（如今的甘肃、陕西）等地的市场获得。这一带的马体格高大，最适合作战马用。但随着战事的焦灼，契丹、西夏政权为了自身利益绝不轻易将战马输入宋朝。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陕西地区的茶马道受阻，北路马匹来源受阻。此后，宋朝的马匹来源主要靠今天甘肃、青海境内的吐蕃部族，然而马匹价格十分昂贵，宋王朝为购买战马常经费拮据，多以银、绢、茶等支付马价。
吐蕃等少数民族客观上对茶叶迫切的需求，不仅刺激了以茶易马的兴盛，并且使宋朝廷将茶马贸易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用来与西北各民族结善。当时朝廷不仅把茶马互市的重心转移到西南地区，更规定了“专以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并在四川雅安的名山设置了“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交易，每年买马达15000匹以上。
唐宋八大家法帖拓片（茶录）（四川博物院藏）
Transportation Needs
由于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山高水急，车辆运输和水上航运均无可能，因而只能选择人背马驮这样最古老、最原始的交通运输方式。
汉代，云南就出著名的“越赕马”。南诏、大理时期，云南马驰名各地，称“大理马”。云南马以善走崎岖山道和耐力负重闻名。自明代以来，随着大量内地汉族移民进入云南，云南的商品生产迅速发展，人口也急剧膨胀，随之而来的各类消费也同步增长，特别是云南的铜、盐、茶的大量生产，促进了骡马运输的迅猛增长。因而明代以后，云南马的主要用途已经从战争转变为运输。
西汉鎏金孔雀纹铜马珂
西汉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
作为承载古道生命与物资流动的马，是马帮和驮队赚钱谋生的基础，从与马有关的配饰物的多样和精致工艺中便可见其体惜之心——马鞭、马面、马嘴套、马秋、马铃铛到马镫、马鞍，从头到尾，缺一不可。
在茶马古道上跑长途的马帮，所用的交通工具除了马以外，更多是骡子。骡是一种马与驴杂交的家畜。茶马古道一路，山高、路窄、陂陡。骡子虽然出步小，但蹄与肢之间收得紧，走山路灵活，食量也小得多，而且其负载能力和行走耐力远远超过马。
Yak
牦牛是藏族人民的“神牛”，是青藏高原的原始牛品种，是当地人民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在藏族群众要出远门朝圣的时候，在牧民们要转移放牧营地的时候，在他们需要经商贸易的时候，牦牛是高原上最为重要的运输工具，又因其全身是宝，因而有“高原之舟”和“全能家畜”的美誉。
过高山雪地时，马帮的货物多，仅凭骡马和人力是无法翻越雪山的，从云南和四川循茶马古道而来的马帮就要雇请牦牛帮忙。牦牛能够在空气十分稀薄的情况下上山爬坡。翻越高山的时候，连强健的云南骡马都十分吃力，而牦牛在这时却显示出惊人的耐力，不管多高多难走的雪山，它们都能一气贯穿，驮着沉重的货物直走到宿营地，仿佛他们根本没有负重爬山。
牦牛能掘开雪层，吃到雪下的枯草，这样就能少带饲料。在大雪过后，路上坑凹的地方都被掩盖了，骤然驱马行进若误陷进去十分危险。而牦牛感觉灵敏，又常年生活在雪原上，它们会避开这些危险的洼陷之地，选择结实的平地走。有时雪太深，行走困难，只有靠牦牛先走过去，把雪踩踏平了，马帮才走得过去。
The Mountain Jobbells
茶作为茶马互市上的核心物品，是基于人最基础的生存需求而存在，以延续生命为目的的。而其后的贸易往来，包括皮毛、麝香、鹿茸、土特产，金银器等，则是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物品的丰富性和贸易的固定化，即人们不再以生存作为最基础的需求，而是希望拥有使生活变得更好的物品。物品见证了发展，茶马互市源于物品，也精于物品。
The Mysterious Ancient Dian State
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发展于商末周初，成熟于春秋、战国，西汉中期达到鼎盛时期，神秘的古滇国就属于青铜文化。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78年，楚国遣庄蹻率领一支队伍到达滇池地区，征服当地人后，因归路被秦国所断，就留在滇池地区，建立滇国。古滇国没有出土记载文字的实物资料，只能从随葬品中塑造的人物、动物、活动场面来追溯当时的社会生活。
西汉驯马场面铜贮贝器（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
贮贝器是古滇人特殊的青铜容器，器存储器放海贝。对于云南的地理条件来说海贝是十分珍贵的物品，因而也作为货币使用，被称为“贝币”。李家山古墓中共出土海贝三百多斤，分别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此外，这些古墓中出土的青铜器还出现了很多动物搏斗类的雕塑，这种题材的青铜器在北方游牧文化里是最为常见的，出现得也更早，这都体现了在汉以前云南地区与外界存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
The Mysterious Ancient Dian State
茶马古道上运输的物品虽以茶、马为主，但盐巴、药品、食物等生活必需品也是这条古道上必走的货物，特别是食用盐。在古代，盐矿的开采、食盐的买卖都由官府控制。西藏早在吐蕃王朝以前，各部落就有了盐田，并经常发动争盐田的地盘战争，传说中的格萨尔王和纳西王羌巴就为争夺盐田而发生过交战，俗称“羌岭之战”。
在西藏芒康县有一个叫做盐井，位于澜沧江的西岸，这里地势平缓，盐田面积较大，所产的盐为红盐，也叫桃花盐。盐井从唐代就开始制盐，距今已延续了1300多年。一块块晒盐池犹如无数个镜面世界，倒映着高原的风云变化。盐粒结晶而出，为高原提供了宝贵的生活必需，也催生了千年茶马古道上一代代盐井人家的故事。
到了清代，由于当时国家疆域的辽阔使得战马的来源增多需求减弱，茶马交易逐渐被边茶贸易代替，并发展成全面的汉藏贸易。藏族用以换茶的物资由马变成了皮毛、麝香、虫草、贝母等土特产等；内地出产的衣服、绸缎、布匹、酒肉、铁器、瓷器等商品也都源源不断地销往古道沿途的藏族聚居区。这一时期，双方交换的贸易数额甚至远远超过历史上茶马贸易的规模和水平。
茶马古道从中国西南横断山脉东侧的云南、四川及湖南等地的茶叶产地出发，穿越横断山脉和三江流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大江峡谷，翻越横跨世界最高海拔的长峰巨岭、雪山草原一路向西延伸，覆盖了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最后通向喜马拉雅山南部的南亚次大陆，可以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奇特艰险，并承载着厚重文明的国际交通大动脉。
Overcoming transport difficulties
茶马古道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高原上各民族的先民很早就披荆斩棘、凿山开路、扎筏造船、凌空拉索，在高山深谷中走出一条条险峻曲折的山路，秦汉时期“五尺道”、“南夷道”、南方丝绸之路等通路为茶马古道的开拓与形成奠定了基础。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long the Ancient Tea Horse Road
大约4000万年前，印度大陆板块缓缓冲击亚欧大陆板块，青藏高原从亘古汪洋隆升为世界屋脊。而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也使青藏高原东南部边缘上形成了几道南北走向的巨大皱褶——这就是著名的横断山脉。
从青藏高原往东，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并与黄土高原相通；往东南是地形多变的云、贵、川地区；向南是富饶的东南亚、南亚诸国。也正是在这里诞生了一条条远古民族迁徙的故道，将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连结起来。
The Shu-Yuandu Road
西北的丝绸之路被人所熟知，在丝绸之路开通的两百多年前，西南就已经出现了一条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最古老的道路——史称“蜀身毒道”。“蜀”是四川，“身毒”是印度。
在不同地区因道路的开凿时间、途经地域、方向走势不同，蜀身毒道也可分为五尺道、灵关道、永昌道、南夷道等。其出发点基本上都是僰道（今四川宜宾），途经云南大理、掸国（今缅甸），最终到达身毒。这些古道与西北的丝绸之路相应，也被学术界统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兰津古渡是蜀身毒道上过澜沧江的渡口，开设于东汉明帝时期，是云南省现存最早的渡口。
Ancient Tangbo Road
公元6世纪中叶，生活于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部落，逐步发展为强盛的地方势力，松赞干布继位部落首领后，建立了吐蕃王朝。公元7世纪初，吐蕃向东发展进入青海地区，并与唐朝建立多方面的联系。两百多年来，青海成为唐、吐蕃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频繁的使团、商旅往来，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
唐蕃古道起自陕西西安（即长安），途经甘肃、青海，至西藏拉萨（即逻些），全长三千多公里。据《全唐书》记载，仅唐太宗贞观元年之后的两百余年间，唐蕃使臣相互往来就多达142次，藏汉民族沿着唐蕃古道密切交往，因此唐蕃古道也被称作是汉藏友谊的“黄金桥”。
Long Road
茶马古道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发展变化，因而形成了既有主干线又有分支线，既有官道又有民间人马驿道的多条复杂多变的国际交通孔道和民间商贸通道。纵观其历史发展，与唐宋至明清由政府控制和组织的茶马贸易密切相关。
Tea and Horse Trad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为了维护边疆安宁，中原王朝对战马的需求与日俱增，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控制茶马交易的手段。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千年元年，在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唐代安史之乱后，为了筹措粮饷消灭藩镇割据势力，朝廷开始对茶叶征税。由于茶叶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使茶叶成为国家垄断贸易的茶榷成为制度（茶榷及征收茶税），直到清末才被取消。
北宋时期，由于西北的马匹适合作战，所以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就地取于川蜀。宋神宗时期，陕西茶马道受阻，宋朝就把茶马互市的重点转移到西南地区来，四川雅安成为这一时期茶马互市的中心之地，雅安的名山茶也专供易马使用。因此“川藏茶马古道”成为宋朝廷与吐蕃进行茶马交易的主要地区。
宋鹊纹银盘（四川博物院藏）
宋绍昌银盏（四川博物院藏）
唐藏文木牍（青海省博物馆藏）
唐卷叶狮纹砖（青海省博物馆藏）
宋代茶事盛行，在唐代的煎茶法的基础上发展出点茶法，包括炙茶、碾罗（碾碎再筛）、
候汤、焰盏、点茶等一套程序。除点茶法外，斗茶之风炽盛，各式各样的茶具层出不穷。
宋瓜棱执壶
（四川博物院藏）
宋锡茶托
（四川博物院藏）
宋兔毫盏
（四川博物院藏）
琉璃厂要有柄铫子
（四川博物院藏）
宋茶研磨盘
（四川博物院藏）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tea horse road
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但为保证前往西藏的交通畅通，把川藏茶马古道作为了进藏交通的主干线，定为正式驿路，并设置了19处驿站进行管理。
明代延续了元代的驿站制度，每年有数百万斤茶叶经由康定进入西藏，川藏茶马古道经济价值大增。明朝统治者也加强了滇藏茶马古道的建设，成为云南通往内地的重要通道，因藏族人民对普洱茶的喜爱，滇茶进藏也不断增多。但随着丽江木氏土司势力的扩张，滇藏交通一度中断。
明朝在藏汉交接或杂处的地方开辟茶马互市场所，设立茶马司等机构管理茶马及其它物品的贸易，这件布告是在明代万历年间由陕西监察御史发布的。
明代茶马互市布告（青海省博物馆藏）
The Development of Tea Transportation and Trade in the Qing Dynasty
清代同样把茶法和马政视为军国要政，茶马互市依然是清代统治者稳定边疆地区的重要政治和经济手段。清初茶马贸易仅限于官府，严格禁止私人贸易。清廷下令将茶分为用于易马的官茶、用于征税的商茶和用于进贡的贡茶。
至乾隆朝，茶马互市由于各种原因时常中断，巨大的利润导致贪官奸商趋之若鹜，茶山贸易被垄断，官营茶马互市制度推行艰难，进而被商营主导的边茶贸易制度所取代。“边茶”即为内地销往藏区的专供茶，此时除了茶叶外，与藏族人民生产、生活相关的货物比例增大，藏区输出的商品也不仅限于马，皮革、药材、黄金等也进入市场。
清全省茶课银锭（四川博物院藏）
清盐厘局银锭（四川博物院藏）
Different Roads, Same Journey
茶马古道并没有一条完全固定的单一线路，而是一个庞杂的陆上交通网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甚至在同一朝代的不同阶段，它都有着不同的路向，因时变迁、因地转移。但其中也有两条主要线路，一条是从四川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另一条是从云南思茅（今普洱）、普洱（今宁洱）等地出发的滇藏茶马古道。它们的起点都是盛产茶叶的地方，主线的沿途还会延伸出无数支线，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滇藏川大三角区域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Sichuan-Tibet Tea Horse Road
川藏茶马古道从四川的雅安出发，向西经泸定、康定（古称打箭炉）、巴塘、昌都到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途经大渡河、雅砻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拉萨河，翻阅吓贡拉、怒贡拉等雪山，一路经过高山陡坡、沟壑悬崖、急浪险滩，连接着汉藏两地人民基本的需求。
宋广元窑黑釉瓷碗（四川博物院藏）
邛窑陶盏（四川博物院藏）
邛窑陶杯（四川博物院藏）
泸定一直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大渡河从这里流过，在河上无桥的漫长岁月中，运茶的马帮和背夫到了泸定，只能乘坐木船、皮船渡河，更早的时候只能依靠溜索。大渡河水急浪高，宽超过百米，过河十分危险。
康熙四十五年 (公元1706年)，为了巩固边疆，保障茶路和官道的畅通，当时的四川巡抚上奏建议修桥，得到康熙特准并下诏拨库银在泸定大渡河建桥，还亲自为桥取名“泸定桥”，并作《御制泸定桥碑记》。泸定桥建成后，彻底结束了运茶的马帮和背夫过大渡河要靠舟船和溜索的历史。
Yunnan-Tibet Tea Horse Road
滇藏茶马古道从云南的思茅（今普洱）、普洱（今宁洱）等地出发，向北经大理、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德钦到西藏的邦达、昌都、洛隆、林芝、拉萨，再经由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
滇藏线出现在唐朝时期，与吐蕃王朝向外扩张和对南诏的贸易活动密切相关。678年，吐蕃势力进入云南西洱海北部地区。双方的贸易也获得长足的发展，茶马贸易就是重要内容之一。南诏与吐蕃的交通路线大致与滇藏茶马古道相近似，为宋以后的茶马互市奠定了基础。
云南省临沧市，以茶兴市、由茶兴贸，滇藏茶马古道的南段在临沧全市都有分布。其中，主道以临沧为中心，西走镇康可到达缅甸海岸，再通向世界各地；向北过澜沧江到达昆明可东进中原，往巍山下关丽江、中甸可进西藏。此外，以临沧连接周边县区，过澜沧江的昔归渡口可以到达景谷、普洱，以茶易盐。
Over the Himalaya
茶马古道到了拉萨并没有终止，它又由拉萨向西向南延伸，分别由多条道路通途进入印度、不丹、尼泊尔。千万年来，喜马拉雅山脉犹如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青藏高原与南亚和大海之间。然而，人们似乎无视这道屏障的存在，不断地翻越它、穿过它。山间的无数河谷和山口成了人民沟通交流的道路，汉族人、藏族人、印度人、不丹人、尼泊尔人都从这些山路走过，也联络起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的文化、文明。
茶马古道是由人行走出来的天堑之路，见证了人与自然的融合，也见证了人们所创造的文化的融合。民族、信仰、文化盘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牢固纽带，辐射滇、川、藏三角区的茶马网络，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提供了相互了解的管道。人的走动带动着语言、习俗、信仰的流通，在保持各民族多元文化特征的同时，加深了人们对彼此的认知与了解。
The People and Scenery
可以将茶马古道比作是连接中国西北、西南地区，乃至南亚、中亚等地区的血脉，而行走在期间的马帮、背夫和牦牛驮队，就如同鲜活流动的血液，将氧气般不可或缺的茶叶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雪域高原。这些队伍凭借着古老而朴素的生存智慧，不仅带去了各色的货物，还带动了城镇的形成，更带领着这一区域的风土人情向着丰富多元的方向发展。
清錾刻银灯（青海省博物馆）
清錾花银灯（青海省博物馆）
民国镶嵌螺钿椭圆大盘（云南省博物馆）Caravan Culture
民国时期的马帮
现代马帮马帮是指驮运货物的马队，一些家里养得起马的农户，相约组建起马帮，在马锅头的带领下跑“长途运输”。马帮是滇藏茶马古道上的主要运输方式，然而由于路途险恶，马帮往往要行走大半年才能完成一次茶马交易，常会有大量的骡马和马夫消失在途中。但为了生计，身处高原上的人们义无反顾地出发，将产茶区的茶叶送到渴求茶叶的人们手中，也将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联接在一起。
古道上，人们习惯将赶马人叫“马脚子”(藏语叫“腊都”)。马脚子们大多出身贫寒，为生计所迫才走上赶马的路。由于路途异常艰苦，十分危险，所以每个赶马人都必须要具备充足的本事和能耐。首先，要懂天时地利人和，即要会看天气变化，要会选路，还要会选宿营的地方，同时还要通各民族语言，善于和不同地方的各色人等打交道；其次，要识骡马的性情；最后，要会各种马帮生活的技能，诸如支帐做饭，砍柴生火，钉掌修掌，找草喂料，乃至医人医畜等。
由于四川缺乏善走山地高原的马和骡子，且人力成本更低廉，因此川茶进藏多用人力运输。在古代，每当农闲时节，四川西北部一带的穷苦农民就大量离家，走上川藏茶马古道背运茶叶。一个背夫背上的茶包重量多则两三百斤，少也有百余斤，比骡马的负重还要多。他们从雅安背着茶到康定，背一趟茶需要半个月，每天要走20多里路。
清木架铜錾刻蝙蝠纹驮水桶
（青海省博物馆藏）
清牛皮水袋
（青海省博物馆藏）
清牛皮茶盐袋
（青海省博物馆藏）
驮包驮架
（普洱市博物馆藏）
驮马鞍
（普洱市博物馆藏）
镶贝壳的骑马鞍
（普洱市博物馆藏）
马锅头所用的旱烟斗
（普洱市博物馆藏）
马帮用的防风灯
（普洱市博物馆藏）
Minorities and Tea along the Tea Horse Road
世代生息在横断山脉—青藏高原上的少数民族有20余个，各民族虽然都有自己的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信仰和崇尚，都有自己独特的哲学和独特的风情，但都把茶当成一种高洁典雅的物品。
佤族聚居的山区，常年云雾缭绕，耕地坡度大，极消耗劳动力。在上山劳动前后，佤族更喜欢茶气浓烈的新鲜大叶茶粗叶煨出的茶水。简单烤制后置于土罐内加水小火慢烧，饮用时加少许盐巴，既提神解乏，又可补充盐分。擂茶也是佤族的一种古老的饮茶方法，是将茶叶加入姜、桂、盐放在土陶罐内共煮食用。
布朗族是最早种茶的少数民族之一，有着“千年茶农”之誉，主要聚居在布朗山、景迈山等地。长久以来，布朗族人在离开村寨进山劳作或野外狩猎时，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采来鲜嫩的茶叶，砍来粗壮的竹筒，盛上清澈的山泉活水，置于火上煮沸并烘烤制作青竹茶。
哪里有古茶树，哪里有大茶园，哪里就有哈尼族。在哈尼族的生活中，茶与人密不可分。哈尼族喜欢饮用土锅茶，在哈尼族聚居的西双版纳南糯山，他们先用大土锅将山泉水烧开后，放入特制的“南糯白毫”，熬煮数分钟后，茶汤呈绿黄色，便舀入竹制茶盅内饮用，清香润喉，回甘生津。在劳作之余，他们还喜欢和家人一起坐下来喝茶闲侃，尽享天伦之乐。当有外族贵宾来访时，淳朴的哈尼族人也会煮制这种“土锅茶”招待，把他们当成远方的亲人。
栖息于西双版纳州攸乐古茶山深处的基诺族，是一个被称为“吃茶”的民族。他们擅于种茶、制茶、吃茶，尤其偏好“凉拌茶”。即采来鲜嫩的茶叶，用手搓揉后，然后加入切碎的大蒜、辣椒、食盐及少量泉水，再用筷子搅匀以更好入味，待片刻后即可食用。所以，凉拌茶更象是一道菜，将茶叶的味道发挥到极致，酸、甜、苦、辣、咸，尽在其中。
“拉祜”一词中“拉”为虎，“祜”为将肉烤香，因此历史上拉祜族被称做“猎虎的民族”。拉祜族喜饮烤茶和槽茶。烤茶是大茶入罐烤至焦黄，待香味飘出后对入水稍煮即饮。槽茶是将鲜嫩的茶叶采下后，在锅中煮到半熟取出置于竹筒存放，吃饭时取出少许在水中煮开即可饮用。
Ancient Towns Road
坐落在茶马古道沿途的城镇因商业的发展而受益匪浅，也有很多城市就是因为茶马古道才形成的。例如云南的易武、思茅（今普洱）、丽江、中甸（香格里拉），四川的雅安、泸定、康定、理塘、甘孜等，西藏的昌都等。这些城市伴随着茶马古道的通行而聚集了商贾，人烟辐辏、商铺林立，继而形成了城镇并兴盛起来。
Ancient Tea Horse Road Town in Yunnan
普洱原名为“思茅”，是因普洱茶才更名的城市。历史上的思茅是滇藏茶马古道的起点之一，是世界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地带，也是普洱茶的原产地之一。在普洱市内7个县的29处密林中，有近8万亩野生古茶树群落，有镇沅县千家寨2700余年和2500余年的两棵野生茶王树、普洱县困鹿山和板山两棵千余年的野生古茶树、景谷县正兴一棵千余年的野生古茶树，澜沧县邦崴千余年过渡型古茶树，景迈、芒景村千余年栽培型的万亩古茶园。
丽江位于滇川藏的交接点上，历史上的滇川藏贸易及宗教、民族文化等的交流都在这里汇集。早在汉、晋时期，纳西先民就同巴蜀汉商交换布、帛和盐、铁、畜产品。从清初开始，经济逐渐发达起来的纳西族地区与邻近藏区的物资贸易十分兴盛。很多纳西商人到藏区经商，以专销内地茶叶、丝绸、铜器皿为主，较大的商号有牛家的“裕春和”，赖家的“仁和昌”，李家的“永兴号”等，后来发展到30多家。与此同时，西藏及各地的商家也纷纷到丽江设店开号，丽江逐渐成为各路马帮的中转站。
Ancient Tea Horse Road Town in Sichuan
一首《跑马溜溜的山上》使康定被海峡两岸所熟知。康定过去叫做“打箭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高原古城。古城三山环抱，二水夹流，折多河贯穿城中，富有民族风格的各式建筑错落有致地散布于河两岸。悠悠民歌声，翩翩民族舞，极富高原民族风情特色。西来的马帮到达康定，就要在这里转换运输工具或者就地进行茶马贸易。1696年康熙批准了在康定进行茶马互市贸易的请求，使康定成为了内地与西藏地区之间主要的商业中心。
康定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理塘县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理塘在藏语的意思是如铜镜般广阔的坝子。理塘县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被誉为“世界高城”。在这里美丽的草原风景与缭绕的云雾交相辉映，如同空中草原一般。
康定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理塘县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理塘在藏语的意思是如铜镜般广阔的坝子。理塘县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被誉为“世界高城”。在这里美丽的草原风景与缭绕的云雾交相辉映，如同空中草原一般。
康定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理塘县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理塘在藏语的意思是如铜镜般广阔的坝子。理塘县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被誉为“世界高城”。在这里美丽的草原风景与缭绕的云雾交相辉映，如同空中草原一般。
四川雅安是有名的边茶之乡，一直为边茶的主要生产和贸易集散地。这里气候湿润、降水丰富，加上土壤呈酸性，从而形成了茶树生长的自然条件。同时，雅安又与藏区接壤，汉藏两地便于沟通交流，逐渐从“以茶易马”发展成“以茶为主”的贸易形式。清朝时，雅安每年会提供约800万到1000万斤的茶叶供应藏区各少数民族。
The Ancient Tea Horse Road of Tibet
昌都在藏语中是“两河交汇”的意思，位于澜沧江上游谷地中，是西藏的东部的政治文化中心。它东与四川省的德格、白玉隔江相望，东南与云南德钦接壤，西南则与林芝地区毗邻，而西北与那曲地区相连，北面与青海玉树相交，自古以来便是西藏的交通要冲。昌都地区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不少山峰都耸立于雪线之上，康巴藏区25座神山大多都在昌都境内。神奇而壮丽的自然景观和积淀着浓厚历史文化的人文景观一起构成了昌都丰富的旅游资源。
澜沧江的源头位于青海省吉富山，从这里流出的溪流，一路汇合其他小支流后，到昌都市才被称为澜沧江。
澜沧江的源头位于青海省吉富山，从这里流出的溪流，一路汇合其他小支流后，到昌都市才被称为澜沧江。
澜沧江的源头位于青海省吉富山，从这里流出的溪流，一路汇合其他小支流后，到昌都市才被称为澜沧江。
拉萨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也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随着茶马古道贸易的兴起和繁荣，这里的民间商业也应运而生，连寺院和贵族也纷纷参与其中，形成了多个商业集团。拉萨的民营商家们向西喜马拉雅南麓一带与印度、尼泊尔方面做生意，向北与青海、甘肃贸易往来，向东向南与川、陕、滇商人交易茶叶山货，这使得拉萨真正成为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的贸易中心，一时间街头上茶叶、布匹、毛皮、金银首饰、绸缎、药材、食品等店铺琳琅满目。
Buddhist Propagation
茶马古道位置特殊，途径横断山脉，西部、西北部联接着青藏高原，东部紧靠辽阔的内地，南部、西南部毗邻南亚、东南亚，正好处于世界佛教文化圈内，所以这一地区形成了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宗教文化。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在此交汇，同时这里丰富多彩的民族原始宗教及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使得这一地区的宗教文化更异彩纷呈。
The Spread of Tibetan Tradition in Tibet
诞生于中原地区的茶文化向西、向北扩散，佛教也随着文成公主入藏，同时印度的佛僧也进入西藏。佛教经过100多年与藏族原始宗教本教的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藏传佛教，并于公元8世纪下半叶获得重大发展，随着吐蕃军事、政治的扩张而兴盛起来。
桑耶寺明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像
（青海省博物馆藏）
清铜鎏金白度母像
（青海省博物馆藏）
清藏经
（青海省博物馆藏）
清藏经
（青海省博物馆藏）
清铜鎏金狮面佛母像
（青海省博物馆藏）
清铜鎏金狮面佛母像
（青海省博物馆藏）
元代统治者大力扶持萨迦派势力，中原和藏区间的宗教往来明显增强，在山西的五台山、北京的妙应寺白塔和杭州飞来峰摩崖石刻造像中留下了众多藏传佛教的印记。同样，中原地区的佛教也在藏区遗留下痕迹，如萨迦寺和夏鲁寺的雕塑、绘画及建筑，都有大量内地佛教艺术风格留存，缂丝唐卡更是深受中原地区影响。到清代，藏传佛教更成为蒙古、满等民族的普遍信仰，寺院遍及茶马古道沿途，僧人喇嘛更频繁地往来穿梭。
清彩绘米拉日巴画传像唐卡
（青海省博物馆藏）
明板画佛菩萨弟子像
（青海省博物馆藏）
明板画四臂观音像
（青海省博物馆藏）
茶马古道沿途，也是转经朝圣道路的沿途。当地人民在路边的岩石上、玛尼堆上绘制和雕刻了无数的经文咒语、佛陀、菩萨和高僧的形象，还有一些神灵动物形的象，如鱼、蛇、猫等，当然也有一些被视为神物的形象，如海螺、日月星辰。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造像为古道那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庄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许神秘。
The Spread of Buddhism in the Yunnan
佛教最早何时传入云南，至今尚无定论。汉传、藏传、南传佛教共存发展是云南佛教文化的一大特色。藏传佛教是因吐蕃的崛起于唐初传入云南西北地区；与此同时为了遏制吐蕃势力，唐王朝支持蒙含诏建立南诏，中土佛教文化也随之大规模传入；南传上座部佛教于公元7世纪前后最先传入西双版纳地区，并在多个少数民族间流行。
宋代以后，云南的佛教传播格局逐渐形成，其分布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化与地域化特点：滇西北的藏、纳西等民族世代信仰藏传金刚乘佛教；滇南西双版纳、德宏、红河等地的傣族、布朗族、德昂族则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则在滇中东部的多个民族中都有信仰。
宋大理国银鎏金镶珠金翅鸟（云南省博物馆藏）佛教在云南的传播也得益于南诏大理国统治者的青睐，自738年蒙含诏建立南诏至1253年大理国灭亡，期间500多年统治者们以佛立国，全民皆信佛。
宋大理国银背光金阿嵯耶观音像
（云南省博物馆藏）
宋大理国刻佛金版
（云南省博物馆藏）
宋大理国铜鎏金九股金刚杵
（云南省博物馆藏）
清铜金刚亥母立像
（云南省博物馆藏）
清铜释迦佛坐像
（云南省博物馆藏）
石钟山石窟以南诏国的发展历史为主要内容，构造了一幅生动的南诏历史画卷。
石钟山石窟的开凿年代上迄南诏下至大理国，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迄今为止云南省内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石窟群。石窟中供奉了139尊佛像，功绩特别显著的3位南诏王在石窟中均有雕像。
云南省剑川县石钟山石窟雕像
云南省剑川县石钟山石窟建筑群
过去曾在南诏、大理辖理之下的丽江是藏传佛教的重地。特别是从清代康熙至道光年间的180年里，丽江先后建起了有一定宗教势力和经济实力的藏传佛教噶举派十三大寺，而丽江北部与四川交界的宁蒗县则成为藏传佛教最有势力的格鲁派的重地。
丽江的五大寺福国寺、文峰寺、指云寺、普济寺、玉峰寺——皆属藏传佛教寺院，其建筑相容汉、纳西、白等民族风格，其中保存下来的著名的丽江壁画，多富有藏画风格，有的本身就是藏画，与唐卡并无很大区别。
丽江白沙壁画
丽江白沙壁画
在藏传佛教向东扩展的时候，不仅有藏族民众到汉地转经朝圣，也形成了很强的“回流”。在藏地，无论是哪个教派的僧人，都有到拉萨朝圣拜佛学经的习俗。一般僧人要成为“格西”(相当于佛学博士)，必须要到拉萨三大寺学习很长时间，参加考试辩经。由于路途遥远艰辛，各地僧侣与拉萨的联系往往就靠马帮的商队做载体，沿茶马古道来来往往，如此一来，宗教文化沿茶马古道渗透到各个民族间，扩散到马帮商人们所及的各个地方。
民国傣文贝叶经《波罗密多经》
（云南省博物馆藏）
佛寺里学习贝叶经制作的小和尚
色达五明佛学院
色达五明佛学院
关山万里，古道斜阳，穿越了千年历史的茶马古道留下的还有中华民族永恒不灭的开拓、进取与团结互助的民族精神。在这部厚重的历史里，内地与边疆各民族因茶维系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团结变得具体，茶、茶马古道与中华民族纽带般凝结的历史不再抽象。
从遥远的秦汉开始，再到唐宋的茶马互市，直到明清滇藏、川藏线路的拓展，茶马古道就像一条大走廊，历经近2000年，带动了各民族各类物资的交流，使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形成了互通有无、互为依赖的整体。沿线的艺术、宗教和风俗文化也空前繁荣，各民族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共生并存，并在潜移默化中相互包容、相互吸纳、相互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之间的隔阂被打破，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也逐渐被纳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大范畴，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得到加强，从而为维护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茶马古道上的茶马贸易、茶土贸易也使得中国西南边疆地区进一步与国际市场接轨，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交往的前沿，进而在近代被卷入了全球化的大潮。
